仍以《大正新脩大藏經》刊行會做基礎,集合了六十位學者,將南傳的《巴利文藏經》譯成了日文出版,這種偉大的譯業,在我國只有唐朝及其以前的時代才可見到。不僅是佛典,凡是印度的古典,如四《吠陀》和《摩那法典》等,也同樣譯成了日文。這些工作之完成,無不基於國際語文的學習及利用。

再舉幾個例子,當法國的伯希和及英國的斯坦因,發現了敦煌的寶藏之後,日本馬上就有人去蒐集研究,目前敦煌學的權威學者,不在中國而是在日本,幾乎每年均有研究敦煌問題的著作出版。至於連帶著敦煌的西域問題的研究,自大谷光瑞的西域考察團帶回了大批資料以來,日本人的努力一直未曾間斷。到了昭和四十一年及四十二年之間,立正大學還派遣了中村瑞隆博士等赴尼泊爾做佛陀遺跡的勘踏和發掘。

日本佛教界對於中國佛教史之研究,也頗有徐霞客的精神,他們絕不僅憑書本的記載,便予輕信接受,為了證實以往所出書本的無誤,或為了訂正其錯誤,凡是研究中國佛教史的學者,除了精通漢文、熟悉中國的山川,尚得做實地查訪。比如常盤大定博士,為了做實地勘踏,曾於大正九年及十年,到中國大陸做過兩次訪問,前後費時二百六十六天。回國後做成的調查報告,合刊為《支那佛教史蹟踏查記》,十六開本一鉅冊。要研究中國佛教的名山古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