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的日本同學卻聚精會神地振筆疾書──他們筆記的速度之快，並不亞於臺灣各大學的學生。他們不但當堂記，而且預先做了逐句的抄錄，事後還要整理。他們對任何一課，均極重視預習與複習，大多數的問題均已在預習之際由學生自己解決了，故在上課時有的教授根本不講解，僅指導或糾正學生的錯誤而已。這對於聽慣了大座講經的中國人而言，實在覺得不高明，中國的講經法師那種滔滔辯才的氣魄，在日本的佛教大學中是找不到的。

最妙的是教授常會對著課本或經論的某些字義，向學生們說：「對不起，這個我還不知道哩！」這在中國，一位法師在講某一部經論時，如果也說出這麼一句話來，實在是很難相信的，但在日本則視為平常。

這是由於中、日兩國學風的不同所致。中國重於廣涉博覽和融會貫通，可以說是重於直覺性的頓悟法門。日本則重於精細綿密和追究源頭，可以說是重於思辨性的漸進法門。若以學風而言，今日中國佛教相似於印度後期大乘的學風，今日的日本佛教倒近於印度部派時代有部論師的學風了。

考究起來，此均有其優劣之處，如果一味地接受中國佛教的學風，所謂籠統真如、顢頇佛性，就會形成滿街都是不切實際的冒充聖者的局面。如果一味地接受日本佛教的學風，所謂尋章摘句、鑽牛角尖，就會形成盲人摸象越摸越不像的迂曲不經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