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事於中國近代天臺學研究人士，無論如何都不能把智旭作等閒的處理，但也絕對不可以只把智旭作為教學的研究者來看待。他的真實骨格架構，毋寧說是偏向以信仰為本色，與真誠地實踐於佛教生活的一面。湊巧的是，恰如日本江戶時代的天臺學者靈空光謙（西元一六五二～一七三九年），在〈刻靈峯蕅益大師宗論序〉中以：「余亦嘗言，讀蕅益《宗論》而不墮淚者，其人必無菩提心。」敍述的情況所描述。

筆者之於研究智旭問題，其著手的機緣，是因為來日本留學的目的，雖然以研究天臺教學為著眼點，但由於前年逝世的坂本幸男博士，曾幾次建議：以一位中國僧侶，從事於佛學研究，應以《智旭集》的《靈峯宗論》為研究的對象。經屢次的相勸才作了定論。

在研究計畫的初期，智旭在《靈峯宗論》以外，尚有其他的著作，計達七十七種二百四十卷的大部頭。如果全部統予研究，將有範圍過於龐大的顧慮，因此，經過採擇後加以界定，就其全部著作中，於《法華經》有關，而被收錄於《大正新脩大藏經》中，以《大乘起信論裂網疏》為中心的研究，作為預定目標。但是多達三十八卷的《靈峯宗論》，我曾精讀細閱達二十幾遍，並以卡片形式整理其資料。研究的過程中，筆者心中總有於智旭的思想全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