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更加進一步理解的意願。何以就《宗論》內容所見到的智旭思想中，雖然亦於天臺宗的教觀非常重視，但據揣想，構成其思想基礎的，可能不是以《法華經》為中心。是即觀察他的整個生涯，其在佛教生活的實踐行履方面，是以《梵網經》為中心的戒律主義者；但在佛教信仰方面，是依據《地藏經》典群的《地藏菩藏本願經》和《占察善惡業報經》，更於教理哲學思想方面，則是以《楞嚴經》為中心的。《楞嚴經》本來也是華嚴宗和禪宗所重視的經典，就這一點，智旭曾明顯地表示其本身的基本立場，卻是宗述《楞嚴經》為主的禪者。而且，基於此一本位意識，便產生性相融會、諸宗融通的形象出來。他之所以註釋《楞伽經》、《大乘起信論》、《唯識論》等經論的目的，都是以《楞嚴經》為基礎，以期促成佛教的統一論旨。從而，對於天臺教觀所顯示的智旭本來面貌，可能只是利用其經論註釋的方法論而已。

既如上述，筆者心目中所見到智旭，與歷來傳言中所評述的天臺宗學者的智旭觀，卻有著顯然的不同。從而拙論所述，對於以往先進諸賢者其所發表，有關智旭的研究論述，除了表示深摯的敬意之外，就拙論的研究過程中，於其論究的具體所示，並未予以參酌採考。而筆者的研究基礎，始終都是自己親身就現存的智旭著述，亦即總計多達五十一種二百二十八卷的論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