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於佛學，稍有研究，仍覺未入堂奧。」可是他是太虛大師的學生，在擔任焦山定慧寺的監院及方丈期間，辦了佛學院及佛學期刊，到了臺灣，創辦《人生》月刊、《佛教文化》季刊。創建的道場，不以寺名，也不稱精舍，而稱中華佛教文化館，倡導影印《大正新脩大藏經》，他有極其崇高的愛國情操及護教熱忱，對於佛教的文化教育，抱有不能自己的使命感，特別在他晚期的十多年間，深感護教弘法，必須以歷史為基礎，所以全力以赴地完成了《中日佛教交通史》、《中印佛教交通史》、《中國佛教近代史》三部偉構。以他一位不懂外文而僅能利用中文及部分日文資料的老人，有此氣魄與成就，實在難得。他的研究功力可能不算深厚，對於資料的蒐集編寫，確已足供後人的研究參考。

本來，我準備親自編校東老人的全集，結果由於每隔三個月要奔走於臺灣及紐約兩地一趟，事太多也太累，所以責成果如師試著做，他也請到他的一位戒兄協助，做了幾個月，終以耐心不夠而擱置下來。一九八二年初，請到東吳大學畢業生林孟穎小姐，也只做了幾個月，旋即就讀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一九八二年初，東吳大學中文系的學生朱碧真小姐，參加了文化館的禪七之後，願為東老人的全集做校訂工作，她的心很細，發現原作初版時的校對工作疏漏之處甚多，乃至初版前為老人抄稿者的疏漏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