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也記入了六祖在其他場合所作的開示。再加上後人，可能是神會門下，為使惠能確定禪宗六祖的地位，又在其中加進一些東西。故到宋朝所見的《壇經》，已是「為俗所增損，而文字鄙俚繁雜殆不可考」的面貌，致有契嵩為之校定，而成為定本。過去所傳，《明藏》中所收唯一的《壇經》，便是經過契嵩等校定之後的本子。

到了近代，敦煌的寫本被發現了，又有日本出版了《興聖寺藏》的惠昕本，惠昕本又有《大乘寺藏》本，另有自高麗傳入日本的至元本，或稱德異本。有了這些新發現的異本《壇經》以後，學界對它的研究，便進入了新階段，也出現了不同的結論。我國的胡適，於一九三〇年出版《神會和尚遺集》，以敦煌本的《壇經》為最古，主要是為神會所作，少部分為其門下所作。日人宇井伯壽，於其一九三五年出版的《第二禪宗史研究》，以為除了少部分，其餘為惠能所說。關口真大於一九六四年出版的《禪宗思想史》，以《壇經》為代表神會的思想。柳田聖山於一九六七年出版的《初期禪宗史書之研究》以《壇經》的主要部分是牛頭宗的六祖慧忠所說，神會晚年，將之引入自宗，而由門下完成。

至於本書的作者，並未對以上諸家之說，逐一批評，他乃提出了充分的根據，說出他自己的觀點：現存的《壇經》，應分為兩部分：1.是原始的《壇經》，是大梵寺開法的記錄，是以大梵寺開法為主，由門人憶持記錄而成；2.是《壇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