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是六祖平時與弟子的問答、臨終的咐囑及臨終和身後情形的記錄。既然如此，怎會被人誤為神會及其門下所作的呢？是因六祖之後，不再以傳衣為付法的信物，神會門下，便以《壇經》手寫的祕本，為傳法的信物，所以修改了《壇經》。至於被誤為牛頭六祖所說，那是由於《壇經》之中，加入了南方宗旨的色彩。據本書作者的推論，那個為《壇經》加入南方宗旨的人，大概是惠能十大弟子之一的志道。

第七章是〈荷澤神會與南宗〉。中國禪宗，在惠能時代，尚屬於東山法門的一流，當他去世一百年之後，便形成「凡言禪，皆本曹溪」了，但在惠能之後，將惠能的南宗，傳到中原去的神會，卻於其間扮演了承先啟後的播種工作。但在以往，對於由達摩到會昌法難的三百五十年間的禪宗實況，一向是依據洪洲道一門下的傳說。荷澤門下的傳說，雖於宗密的《圓覺經大疏鈔》等之中，保存了一些，並沒有受到重視。到近代，由於新資料的發現，禪宗史上的神會地位，始引起了新的注目和研究，例如日本出版的《卍續藏》內，刊布了屬於荷澤神會門下所傳的〈中華傳心地師資承襲圖〉、〈曹溪大師別傳〉，以及敦煌出土的寫本《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敦煌出土神會語錄》（胡適校對刊行的名為《神會和尚語錄》）。我國對於荷澤神會的研究，當以胡適為第一人，他對神會年代的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