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是一體的兩面而已，從外向內看妄心的內含，便是性宗所本的如來藏真如心，從內向外看清淨心隨緣的活動，便是相宗所說的唯識變現。所以，他用唯識論的名相系統，註釋《大乘起信論》，又用天臺的妄心觀來會通《成唯識論》的真如觀（註八），並以《大乘起信論》的真如受熏說來融會《成唯識論》的真如不受熏說（註九）。

再說蕅益智旭，亦被視為律宗的學者，但他表面採用道宣（西元五九六～六六七年）所依的《四分律》，並且同情道宣將小乘的《四分律》會通了大乘教義，可是他對道宣脫離五部律書及律論的根據而自由制定羯磨法，極表反感（註一〇）。唯其雖重視比丘律的受持，在戒的思想方面，則更強調以梵網菩薩戒來註釋比丘戒的重要性（註一一），此在中國佛教的戒律史上，尚屬初見的例子。

唐末的中國佛教，經過會昌法難而密宗消失之後，殊少有人涉獵密教的典籍，蕅益智旭為了完成他的一部閱讀藏經的指導書《閱藏知津》，他便認真地讀完了密部的教典，因此，他雖沒有為密教開出新說，他的修持則極重儀軌和密咒。總之，有意將中國各宗的佛教思想，融會起來視為一個相互一致的整體，不論其是否辦得通，有這種要求，並且實際做了這項統一工作的人，在他之前，尚未有過。

三、中國傳統佛教的最後集大成者──太虛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