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起信論》。歐陽竟無主張法相與唯識分宗，太虛大師則主張法相必宗唯識，這又是與支那內學院諍論之點。時有人將太虛大師與諦閑長老，分為新舊兩派，而其二人，的確是始終走著相反的路線。那年遊廬山，認識梁啟超，並由武漢佛教會請其與梁啟超等作佛學演講。武昌佛學院成立，僧俗兼收，法尊與法舫，就是那時的學僧；課程參取日本佛教大學，管理參取禪林規制，早晚禪誦，唯念彌勒，迴向兜率淨土為異。為駁歐陽竟無的《唯識抉擇談》而作《佛法總抉擇談》，為《大乘起信論》辯護。

三十五歲，作《評大乘起信論考證》，而對梁啟超採用日本考證的論點，加以反對，而說：「日本於今日，所以真正佛學者無一人也！」在那年舊曆新年，由武昌佛學院學生張宗載、寧達蘊發起的新佛教青年會編行《佛化新青年》出版，這是大師佛教運動中的「急進派」，以「農禪工禪」、「自食其力」、「和尚下山」等為口號。那年夏天去廬山，主持暑期講習會，並於大林寺發起世界佛教聯合會。復對佛學院的僧教育提出計畫：小學、中學、學戒、大學、研究院，共分五級，以二十四年學程，養成行解相應的僧才。又以大師終是以泛承中國本位舊傳諸宗為本，支那內學院則特宗深密瑜伽一系，故其雙方常有法義之諍的文字。

三十六歲，編成《慈宗三要》，於其特弘彌勒淨土，至此乃確然有所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