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是一篇可能得到博士學位的好論文。牛場先生回家之後，馬上給我電話，希望我把這部書譯成日文，我的答覆是為了自己趕博士論文的資料蒐集和整理閱讀，已經很忙，故在自己的論文沒有提出之前，無暇旁顧。跟著他又提議，由我和吳老擇先生，各人分擔一半，將之譯出，結果仍由我和吳先生都有自己所忙的事而推辭了之後，牛場先生便要我寫信給印長老，徵求由他翻成日文的同意。那是一九七一年冬天的事，當時的印長老，正在病危住院手術之中，回信是由他的門下印海法師寫的，同意了由牛場先生譯成日文的事。

牛場先生花了三個半月的時間，將全書譯出，每四百字一張的原稿紙，達一千一百多頁，重重的一大堆，送給了關口先生。同時也進行了請求學位的試探工作。關口氏讀完譯稿，雖發現書中有許多處，和他自己的看法相左，並且有些地方稍嫌武斷，但作為一個學者，應該容許有各人所持的不同看法。最使關口氏開心的是，印老因為不是禪宗的子孫，也不受任何傳統觀念的影響，痛快淋漓地說出了他從敦煌出土的資料中，所得的新看法，像這樣放膽而談的氣度，縱然在日本佛教學界，尚不能不有所顧忌。所以，印老此書的觀點，頗足為日本佛教學界的借鏡。同時關口氏也曾於戰時在中國住了兩年，並於數年前訪問過臺灣，從中日佛教的友誼上說，也樂於促成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