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若為學習日本學者們現代西洋式的治學方法，不去日本，同樣可以達到目的。正由如此，我也未曾向印老提出請他贊助留學費用的事。來日之後，我曾先後兩度返國，也都未能見到他老人家，同時他老的門下之中，也有人對我稍有一些誤會。我的瑞士來的經費，也和印老無關。所以，這項學位的活動，神使鬼差地使我成了主要的仲間人，除了因緣二字，以及我對於祖國佛教的熱愛和對印老成就的崇仰之外，便無法解釋了。

印長老畢竟和我們普通人不同，當他的《中國禪宗史》出版之後，在國內固然引起了學界的重視，書到日本，凡是研究中國佛教問題的著名學者，見到我時，均會提起這部書，尤其是大正大學已經退休的牛場真玄先生，對於印長老的著作，極為推重，並且曾為印老的《中觀今論》等書，作過全書或單章等的好多翻譯，向日本的佛教學界介紹，也可以說，印老著作之能受到日本佛教學界的注目者，固然另有如藤吉慈海（曾為印老介紹過《淨土新論》）等到臺灣訪問之後，所作的遊記報導中，也多提到印長老的大名，但對印老著作整部翻譯的人，唯此牛場先生一人了。牛場先生以為，在今日的中國佛教界，也有如印老這樣的學者僧侶，應該要讓日本的學者們知道的。故當看到《中國禪宗史》之後，立即就去和他先前的同事關口真大先生討論。關口氏說，他不能完全讀通用現代中國語寫的該書，如果從其目錄和全書的結構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