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楞嚴經》的問題，最使太虛大師無法忍受。可是印老認為，歷史的方法論是正確而不必反對的，該反對的當是研究者所主觀的武斷和望文生義，故他對於胡適，既有反對點，也有贊同點。從這一方面看印老，他的治學精神，可能是得力於在漢口的武昌佛學院，閱讀了大量日本學者的佛學著作。然從他的早年著作如《印度之佛教》、《中觀今論》，乃至在臺灣完成的《成佛之道》等書看來，在寫作的態度上，依然走著印度、西藏及中國古論師們造論的格局，引經據典來發揮，並組織成自己的學術理念，比如上舉三書，也不難找到印藏古論的模式，所不同者，印老是用的現代語。直到近年出版的《以一切有部為主的論師與論書的研究》、《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和《中國禪宗史》三書，始見他完全採用了近代西洋的治學方式，作為他著述形態的表現方法了。所以，在此之前的印老，他的門下稱他為導師，也有稱他為論師，論師一詞，正是相當適切的尊稱，我則從不願意如此稱他。果然，目前的印老，晚年的印順博士，已脫去了古論師的傾向。但願跟著印長老前進的人，不要再以論師自期，古論師都是大菩薩，現代化的大菩薩，為什麼仍要去做古論師呢？

六、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