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從那些歷史資料中考證出來的！

其實，中國和尚對於中國文化的貢獻，連胡適本人也沒有絕對的否認，他談到白話文學的時候，曾說：「自佛書之輸入，譯者以文言不足以達意，故以淺近之文譯之，其體已近白話。其後佛氏講義語錄，尤多用白話為之者，是為語錄體之原始。及宋人講學以白話為語錄，此體遂成講學正體。」又於談到宋明理學之時曾說：「宋明理學家所以富於理解，全因為六朝及唐以後……宋明的人戴了佛書的眼鏡，望著《大學》、《中庸》，便覺得『明明德』『誠』『正心誠意』『率性之謂道』等等話頭，都有哲學的意義了。」然而當他從文化觀點而移到宗教信仰的態度時，卻又非恨不可了。也許他以為佛教的文化，應和佛教的信仰全然分開來看，佛教的文化雖有其可愛可貴處，佛教的信仰則是一種可怕的問題罷？然而，沒有佛教的信仰，從何而來的佛教文化？或者因為佛教之中講究方法論的宗教未能在中國盛行，胡適又是一位愛好邏輯學的人，故他仇視的佛教只是禪宗的末流而已？如他所說：「佛學中最講究邏輯的宗派，如三論宗、法相宗都很不容易研究，經不起少許政府的摧殘，就很快衰微了。只有那『明心見性，不立文字』的禪宗，仍舊風行一世。但是禪宗的方法，完全是主觀的頓悟，絕不是多數人『自悟悟他』的方法。」果真如此，雖還情有可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