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其人格基礎，想必較諸聖嚴本人，更能瞭解。胡適最重求證，我們若將他送進思想及人格的解剖臺上，解剖一下，就可明白，胡適是個非宗教者，乃至是反宗教者，也是投機主義的激進分子；他是中國「五四」運動的主將之一，可是「五四」運動給中國帶來了現代化的要求，但也更給中國帶來數十年動亂不安的厄運。「五四」的時代雖然已成過去，「五四」所留下的禍患，卻在方興未艾。說得明白一些，今日的胡適雖然堅決反共，共產黨之在中國崛起，倒是受著胡適一流人物的最初鼓勵或無意的煽動。

胡適思想，一直逗留於「五四」的時代；中國的潮流已經有過幾次的變動，胡適先生卻仍酣睡在四十年以前的迷夢之中；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已在幾經憂患之後，返回到中國人的自家面目，所以近十年來的臺灣上層文化界，已在漸漸接近於「溫柔敦厚」的境地，但是胡適先生，初以激進的自由主義的姿態顯跡，顯跡之後，時代進步了，他的年紀也慢慢老了，他的激進的態度，卻絲毫沒有改變，如果說他曾有一些改變的話，那就是他變得更為狡猾投機了些，比如他在他的《文存》裡，曾經批評宋明的理學家說：「宋明理學家所以富於理解，全因為六朝及唐以後……宋明的人戴了佛書的眼鏡，望著《大學》、《中庸》，便覺得『明明德』『誠』『正心誠意』『率性之謂道』等等話頭，都有哲學的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