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他老的法緣還是落腳扎根在南洋的星洲。

我與演培長老之間，雖是江蘇同鄉，關係則並不密切。當我於一九六〇年初，在東初老人座下披剃之後不久，我便入山禁足及掩關，一九六八年我到臺北善導寺，演老早已離職，他也經常出國弘化，以致未有親近他的機會。倒有一些誤會，因在印順導師《平凡的一生》中所提到的「蘇北人大團結」，有人提議演培法師為蘇北青年法師的領袖（一九五七年的事），我是沒有趕上，不久之後，由於我隨蘇北二老之一的東初老人出家（另一是南亭長老），與親近（浙江）印順長老的諸位法師之間，似乎也有了一層看不見的膜。即使印老門下的諸位法師，也有演老等好多個是蘇北人。可是演老非常仁厚，並未真的被擁為蘇北青年法師的領袖，他對於印順導師特別忠誠，不論何時、在何種場面，都會將「我們的導師」掛在嘴邊，這也有點讓他人覺得不太順耳。

我是蘇北人，但我沒有介入派系之爭，結果演老與我還是保持了一些距離，其中發生了兩件事：1.我在關房中曾三次以書信，向演老請益，都石沈大海，也可能是沒有收到。2.我在高雄山中時，福嚴精舍有人提議邀我接任那兒的住持，好像印公導師也同意了，並且派印海法師到我山中走了一趟，結果聽說，演老從南洋回臺灣出席精舍的人事會議之後，此事便胎死腹中，也可能另有因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