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後不知是否尚有親近法師的機會嗎？」我說：「不要緊的，不久我就要回來的。」他對我的信心，像對佛陀那樣的堅固，他根本也沒有理會到其他人的議論。

我來了日本的第一年中，曾給我寫了幾封信，請示修持的方法；有一次是託我給他一位日本人的老師，轉了數萬元日幣，以報往年的受教之恩。當時的王居士並沒有固定收入，而對恩義之情，仍能到老不忘，真是難得，這在日本民族之中，是比較不易多見的事。

我來日留學的五年之中，曾經兩度返國，第一次是一九七〇年春假期間，第二次是一九七一年的暑假。第一次，王居士一聽到我返國了的消息，一連上北投山上的佛教文化館，跑了兩次，均因我外出而未遇，第三趟遇到了，他高興極了，我還說他為什麼事先不用電話聯絡一下，害他來來去去地空跑了兩趟。王居士卻說：「法師忙，我反正沒有事，多跑幾趟打什麼緊？如果打了電話，法師就要專為等著我來而耽誤了其他要做的事了，那怎麼可以。」

他去（一九七二）年以為恐怕沒有機會再見到我，不意過了一年多，便又見到了，他的高興是可以想像的。

我第二度返國時，他不但到北投家師東老人的道場，看我幾次，也被他請到他府上去應了一次供。這才知道，王居士還有一位老伴，少爺、媳婦和孫兒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