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竟把我介紹成為文化館的監院、東初法師的高足,末了還讓我跟同學們做了五分鐘的「開示」結緣。周公真是一位洞識人情的長者,給了我那麼多的面子。

我赴日本留學期間,曾四度回國,最後一次是一九七五年夏秋之際,當時已得博士學位,應邀出席海外學人國家建設會議,會後便得周公的通知,請我出席《慧炬》雜誌為我舉行的歡迎會,並頒贈我「密勒獎學金」的博士論文獎。一九七八年冬,我回到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並兼任美國佛教會駐臺譯經院院長,又受到周長者的邀請,擔任《慧炬》第四十二次粥會的主講人。一九七九年秋,於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年會中,周公也到華岡,向我致意。嗣後,由於他的年事日高,而且彼此都在不相同的領域中共同為佛法的弘護努力,見面的因緣便越來越少。

本來我沒有什麼話要說,然於本(一九八九)年八月二日,周長者長逝之後,又覺得對這樣一位將其後半生的時間與精神全部投入於培養佛教青年的老居士,若不說幾句讚歎的話並回憶幾則往事,將無以對歷史做交代。可是近年來我太忙了,總是抽不出時間,眼看著當我忙完美國的工作,回到臺北後,我會更加的忙,是以趕緊執筆,敍述我對子慎長者的印象如上,用表追念。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聖嚴寫於紐約東初禪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