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後回國擔任中國文化學院的教授兼佛學研究所所長，各大專院校的佛學社團，紛紛邀我演講，還不時聽到主辦學生提出要求：「請法師只講佛學，勿講佛教；只講理論，勿講信仰。」臺大晨曦社同學，曾數度與我接觸，甚至已有好多位臺大同學在我們農禪寺出了家，該社還是不許邀請像我這樣的法師進入該校演講，相信這也是周長者始料所不及的發展情況。直到一九八九年，這項不成文的禁忌，才在臺大的晨曦社解除。周長者同時代的人事，已大有變遷，佛學與佛教之分，已在各大專院校之內，不太執著，事實上佛教信仰已深植十多萬知識青年的八識田中，尤其在許多大專青年捨俗為僧，並有出家法師擔任臺灣大學的教職。緬懷既往，周長者的苦心，是值得我們尊敬和讚揚的。

周長者是一位標準的中國知識分子，他的思想是融和了儒釋兩流的一種信仰，所以弘佛而崇儒。原則上他是側重在家佛教的推動，但對出家佛教也很恭敬與護持，他經常對大專青年弘法，也會率領大專青年到各寺院參訪。記得在一九六一年夏，周長者給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通知，他要帶領三十多位大專學生郊遊，借用文化館座談並在那兒過午，正巧當日先師東初老人必須外出，交代我出面招呼。周長者到達時，由於東初老人不在，頗感失望，他在演講一個半小時之後，也將我介紹給三十多位同學，明知我是剛從軍中退役重新出家不久的沙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