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潘博士，他原任臺北華岡中國文化學院的末任院長，升格後中國文化大學的首任校長，兼中華學術院秘書長，校長交卸後，改任文大副董事長，也是張曉峯先生最得力的左右手。一九七八年，我被聘為該校教授以及佛學研究所所長，都是由他代表張老夫子，到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把聘書送給我的。然而世事無常，一九八四年，潘公離開文大，一九八五年，張夫子病故，今（一九八七）年春，我也辭卸了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的所長職。該校由於新人新政，中華學術院已名存實亡，其所屬的佛學研究所，從此成為名實俱亡的歷史名詞！未曾想到，六月五日傍晚，我剛到普賢社，即有該社社員蔡氏夫婦，帶著潘博士來訪，真使我有他鄉遇故知的驚喜。他告訴我，他來美已近三年，在哈佛為研究教授也有兩年了。不過，他雖無職，仍不脫在他校長時代的豪放個性。他的記憶力驚人，不論人物、書名，過目不忘，入耳不失。他的專門是法學，對於文史哲科，乃至宗教，亦無不注意。由於潘公的引導，使我有緣走馬看花地，在一個小時之內，跑遍了燕京圖書館內有關佛教研究的東方語文之書城書巷，對於中、日、韓三國語文的佛教學研究著作、期刊、報章，幾乎如數家珍似地向我介紹。東初老人的每一本書都在該館架上，我們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出版的《華岡佛學學報》各期，排成一列，歡迎我們。我在日本各大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