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不會否認坂本先生的謙沖平易，雖有滿腹的學問，每皆虛懷若谷，從未見他擺出一副大學者的氣勢來。他雖是日本人，卻具有中國人的長者風度，對他本國的學子門生，固然諄諄善誘，並且代為安排進修的機會和晉升的前途。對於外國學生，也絕不分別彼此，甚至給予更多的關懷。特別在語文方面，外國學生當然不能跟日本學生一樣，故當輪到外國學生演習科目時，總是盡量地放寬尺度。但在漢文佛典中遇到不易辨別其正確涵義的時候，往往會向我們中國學生徵求意見。

我曾向國內刊物報導，近代的日本佛教學者，很少有博通三藏的，所謂博士，是在某一個時代區域的某一點問題上，研究出了卓越的成績，便是劃時代的學術貢獻，而授予學位。但是，像坂本先生這樣的博士，我在日本住了四年，也是僅見的一位。他從印度的原始、部派、中觀、瑜伽，到中國的唯識、華嚴、天臺，乃至日本的，凡是屬於教理思想方面的，簡直無所不通、無一不精。在印度學方面，是得力於他的岳父木村泰賢及教授宇井伯壽兩位博士的指導。在華嚴、天臺方面是傳承了島地大等教授的路線。他通梵文、巴利文、英文、漢文與日文，自然更不用說了。他曾參與《大正新脩大藏經》的編校、《南傳巴利文藏經》的翻譯、《日本國譯一切經》的譯註。他正好是高楠順次郎等人，指導著佛教文化學術大運動中得力活躍的功臣之一，所以他也得到了文部大臣的勳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