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一九五九年底接編東初老人主辦的《人生》月刊之後，便常常接到樂老寄自緬甸的報導文章，每次幾乎都附有活動情況的新聞照片，我也開始跟他通信。由於東初老人也是一位愛國護教不遺餘力的大德，他和樂老之間，有著深厚而且長久的友誼。

一九六一年冬，我到臺灣南部山中靜修之後，便一度與樂老中止了通信，一九六六年，樂老回到了臺灣，由其湖北同鄉白聖長老及續祥法師協助，頂下了臺北市郊永和竹林路的一棟僅堪遮風避雨的平房，命名為「常樂寺」，房子雖矮小，總算有了安身之所，而他自許為「常樂」，可見其心胸豁達，頗有頭陀無長物的道風，也有顏回居陋巷的襟懷。不久，因他接編《海潮音》月刊，而向我索稿，他對我這個後輩，讚歎備至，特別對於我寫評論性的文字技巧，激賞有加。因為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八日，胡適先生在臺中農學院的演講中，指摘佛教，引起佛教界普遍的反駁，我也寫了一篇〈關於胡適思想的宗教信仰〉，刊於一九五九年三月的《今日佛教》，當時尚在南方的樂老，蒐集了教界評論胡適先生的文章，出版了一冊《闢胡說集》，我的那篇也在其中。嗣後樂老鼓勵我為《海潮音》多寫類似的文稿，我卻再也不想寫了。

一九六九年春，我赴日本留學，樂老親歷抗日戰爭，對於日本軍閥，深惡痛絕，尤其日僧帶妻食肉，不忌葷腥煙酒，覺得日本佛教倒行逆施，一無是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