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對我的留學日本,大大不以為然。甚至於一九七三年,由於日本佛教學界,重視並肯定印順長老的《中國禪宗史》,具有現代學術的國際水準而頒予論文博士的學位之後,樂老便在他的《海潮音》,集合仁化等數位大德,對印老及我,幾乎是出專號來聲討撻伐,當時我正全力以赴地攻讀博士學位,所以未暇申辯。樂老的用心,我是能夠體諒的,只是因此而使印老煩惱,並在《菩提樹》月刊發表了一篇聲明,好像是受我連累,使我感到十分遺憾。

一九七八年冬,我因東初老人圓寂,專程自美國回到臺北,樂老見我穿起墨色竹布海青,各處禮請諸山長老,全依中國傳統佛教的儀節,一點也未染上東洋和尚的習氣,同時樂老與東老,既是太虛大師門下的同學,也有護國衛教的同願,私誼極深,故在我處理東初老人後事的階段,給了我極有力的支持。當我邀到諸山長老及諸有關的法師,聚集於中華佛教文化館,商討善後以及文化館的產權繼承與支配問題時,樂老秉持正義,力主:「我們只可盡力協助聖嚴法師,把東老的後事辦好,至於文化館的事,旁人無權過問,也不得干涉。」有一位東初老人的學生,強調他是最受東初老人器重的人,企圖越俎代庖,要支配我並指揮我,聽到樂觀長老的此言一出,只好改用私下辱罵我的方式來洩憤了。當時,我雖已隨東初老人出家十七年,真正住在東初老人的文化館,前後不出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