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白聖長老就是當時靜安寺的監院兼副院長。當時的院長是持松法師，但他很少過問寺務和院務，一年之中難得見他一、兩次，白聖法師則幾乎和我們天天見面。

一九四九年春，白聖長老和當時靜安寺的副寺妙然法師先到臺灣，由於他們在臺灣有了道場，我們在心理上總是有些憑仗，所以敢於隨軍到臺灣。想不到，軍中一待就是十年，在那期間，他曾給我一些照顧；直到退伍，雖然他沒有幫我多大的忙，在精神上還是給了我不少鼓舞。

一九六一年，我在基隆八堵海會寺受戒時，長老是我的教授阿闍梨兼開堂大師父；戒期中我被他和道源長老提拔為沙彌首，在戒師寮裡和諸位戒師們生活在一起。當時我好像又回到少年時代做學僧的身分，而且跟長老之間的距離更為接近。

一九六二年，我到高雄縣美濃鎮的朝元寺，先禁足後閉關。六年之間，長老曾到山中四、五次，見面之時語多慰勉。有一次他跟賢頓法師聯袂來訪，每人為我留下一幅字，那也是我得到他唯一的一幅字；可惜在東遊西飄行止無定的播遷過程中，已不知藏在何處，相信它還在我的書堆裡。

一九六七年，在朝元寺出關時，也是請長老為我啟封的。我在日本留學期間（西元一九六九～一九七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