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老每次到日本出席會議或在國際訪問途中路過日本時，也曾多次要我伴遊東京、京都和大阪等地的名寺古剎。一九七八年，我繼承東初老人掌管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之後，長老不僅在東老人的後事進行期間數度親臨東老的靈堂開示指導，而且對於我的小小成就也讚歎有加。長老最後一次光臨北投文化館，是一九八〇年元月五日，臺北諸山應邀在中華佛教文化館舉行團拜，由於他的光臨，使北投的佛教界生光不少。由以上諸因緣看來，我應該說，長老與我不但相當親近，而且對我相當愛護。

我雖是白聖長老的學僧及戒子，對於他老的事業確未能夠分勞分憂；近十多年來，除了農曆新年例行會去向他老拜年外，也很少有碰面的機會。長老嘗向人表示：「很想提拔聖嚴，無奈他不向我靠！」我也真的不知如何靠法。我的記憶所及，白聖長老曾兩度找我：第一次是他在臨濟寺主辦中國佛學研究院，我曾應召做了一個學期的兼任老師；第二次是為他老被捲進了一個議論的漩渦，大家都說「白聖法師主張僧尼結婚」。白老縱然提出澄清，也是眾口鑠金，指責訝異之聲，喧騰於佛教內外，白老命我為此事做一番說明，我倒反勸他老：「無言勝有言，最好置之不理，否則會越描越黑。」

白聖長老在上海時，正值盛年，他親近圓瑛長老，從事佛教會的會務及靜安寺的寺務工作。當時的上海社會環境複雜，他不得不經常跟社會賢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