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遇到我的指導教授坂本幸男的過世，使我非常的悲痛，所以寫了一篇紀念他的長文。另外，我在攻讀博士課程期間，為了香港《內明》雜誌的索稿，也把我的一篇讀書報告〈天臺思想的一念三千〉，譯成中文發表。在那一篇文字的前言中，我也做了這樣子的聲明，可以看出當時我的所思和所寫的心態：「本文是我於去年讀博士課程第一年中的一篇日文的研究報告，在此之前，我也不是研究天臺的專家，故就本文的內容而言，學術思想史的整理介紹，多係依據近代日本佛教學者們的已有成果，唯其對於中國的佛教界而說，尚是新鮮的東西，所以把它譯成中文，提供並就正於《內明》雜誌的編者和讀者。」

因為當時的七〇年代，中國佛教界能夠寫文章著書立說的人，大概都還是走著傳統的老路，例如引經據典之時，只會告訴你某某經說，某某論云，既不標明卷數，更不會說明頁數的出處，假如引用現代人的看法，也只會講某某人曾說什麼什麼，有少數人會告訴你是那一本書，但是也不會說明是那一頁，而且也懶得使用引號，要讓讀者自己去認出那一部分是他引用人家的話，那一部分是這位作者自己的意見。這是因為他們已經讀慣了古典的著作，都是這個樣的。就拿現代中國最傑出的思想家印順法師來說，也不例外，直到接受了以現代方式治學的意見之後，他才完成了《中國禪宗史》，那已是七〇年代的事，從這以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