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上美國沈家楨居士及他的好友沈嘉英先生，還有臺灣的南亭法師也幫了我一些。可見，書中不僅沒有黃金屋，讀書寫書做乞丐，要出書得化緣。那一陣子，我經常要去出版社，看我正待出世的嬰兒，日本出版社出書的水準很高，要求相當認真，那本論文總共經過三次的校對，而那一份校對的工作，也不輕鬆，因為我書中所用的繁體漢字特別多，有些還是古字的原文，不能更改，所以曠日費時，經過半年的時間，直到當年的十一月二十三日，才真正地出版問世。

在我出版論文的階段，應我國政府之邀，回到臺灣出席了第四屆海外學人國家建設研究會，簡稱「國建會」。那是因為在我獲得博士學位之後，首先向我國政府駐日代表馬樹禮先生報告，馬代表因此而在三月二十九日，特假東京六本木的中國餐館「隨園」，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慶祝會。不久便收到了教育部、青年輔導委員會、青年救國團等三個單位聯合邀請的函件，徵詢我的意見，能不能回國出席會議。就這樣我便成了一九七五年被政府邀請回國出席國建會議的一百二十位海外學人中的一員。

在我的心理上，始終以為自己是一個和尚，怎麼在短短的幾天之中就變成了文學博士，又是海外學人？當時我的感想是：政府對於在國外養成的人才相當重視，古人讀書有所謂「書生報國」的遺訓，也有「衣錦還鄉」的榮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