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把我請到他家，約了幾位他的好友，做了一個晚上輕鬆的交談，焦點集中在佛學與學佛的問題。

我在會議中提出了三個案子，而且是大會主席顧培慕博士指定要我發言，因而使得電視臺的鏡頭，都對準著我。我提出的三個問題是：1.宗教教育應納入大學的教育系統，2.社會教育應注意風化區的整頓和黑社會的疏導，3.注意精神的教育，也就是人文和科技，當並行發展。

其實這一次的會議，我貢獻的少而獲得的多。一個和尚以海外學人的身分，在國內的電視及報紙等媒體，一連出現了幾天，使得國人對於僧尼的觀感，煥然一新，對於佛教的形象，也是一大轉捩。

不過佛教界對我的反應，分成兩個極端：若干居士認為僧中出了一位博士，而且是海外學人，佛教可以「出頭天」了。另外一類人士則說：做了和尚還弄一個博士的虛名，有什麼用呢？他回來會搞什麼名堂！大家倒要小心點了。所以，除了東初老人及少數長老法師和老居士們，對我的回國，表現得相當熱忱之外，一般而言，都持觀望的態度。

事實上，我在那個階段，能做的不多，正像當時有一位我在上海讀佛學院時代的同學，寫信對我說的那樣：「你老兄是在國外學會了駕駛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