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的人生經歷和學識的修養以及對於現實的觀察，都不夠深入，對於小說的寫作技巧也沒有練成，寫出來的中篇和長篇，尚未向雜誌、報刊投稿，便送去文藝獎的評審會希望得獎，其結果是可想而知了。被退回的那些作品，我對它們再也沒有信心，就給予付之一炬。到現在為止，我只留下曾經被刊於《文壇》雜誌的〈母親〉和〈父親〉兩個短篇，那是一九五六年的事，後來被收於佛教文化服務處為我出版的文集《佛教文化與文學》。當時的《文壇》雜誌，是由穆中南先生主編，他的水準相當不錯，跟他時代相前後的《野風》、《拾穗》、《暢流》等，都是差不多水準的文藝刊物。當時我也寫了很多的新詩，在不定期的新詩刊物以及幾家文藝刊物，用了很多不同的筆名，發表了幾十首新詩。到現在，卻一首也不見了。

到一九五六年的春天，因為我佛學院的一位同學，見我發瘋似地寫新詩、寫小說、寫散文，而卻得不到獎，成不了名，所以勸我改寫理論性的文章。他當時對於國際時事及三民主義的政治思想非常熱中，所以勸我來分析國際時事，或者專寫政論的文章。這使我靈機一動，我也可以試著寫哲學和宗教的文章了。正好我的直接上司，一位無線電臺的臺長，是虔誠的基督徒，雖然知道我是和尚，還是送了我一部《新舊約聖經》。我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很仔細地把它讀完，而且也做了不少的筆記。到了同年夏秋之際，讓我看到了一本基督徒批評佛教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