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唐朝智昇的《開元釋教錄》，才肯定地說，這是梁朝真諦所譯。故到近代日本學者中，有人主張《起信論》是中國人寫的，望月信亨博士撰《大乘起信論之研究》，乃成為此一主張的代表。當然也有持相反意見的，迄今尚未見出定論。至一九七三年，平川彰博士撰成日譯的《大乘起信論》的會註本，由大藏出版社出版，他自己對於《起信論》的疑偽問題，未加意見，只是於書末附錄了柏木弘雄氏的一篇文章〈起信論的文本及其研究〉，詳細介紹了《起信論》的作者、譯者，以及包括中、韓、日三國歷代的註釋者。儘管有人懷疑《起信論》的作者不是龍樹之前的馬鳴，譯者可能也不是真諦，但是《起信論》確係真常唯心論系的一部重要論著。自隋代的曇延開始，約一千四百年來，有關《起信論》的註釋極多，而以淨影寺的慧遠、新羅的元曉、賢首法藏三人所撰者，被歷來並稱為《起信論》的三疏，後代凡講《起信論》者，幾乎都會以法藏的《起信論義記》為基礎，另二疏為源頭的重要參考。而《起信論》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影響力，是遍及大乘各宗的，舉凡華嚴、禪、淨土、天台、真言各宗，都有甚深的因緣，乃至法相、三論二宗，也有不少直接引用《起信論》的。最晚的一部名著，是明末蕅益智旭的《大乘起信論裂網疏》，是依據實叉難陀的譯本，站在天台教學的立場，主張中觀與唯識是一體的，以為《起信論》與唯識學的基本思想都是《楞伽經》，因為智旭是性相融和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