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卷，流傳下來，受到東西方許多學者們的重視和研究。一八六八年法國學者阿貝爾．雷彌薩將之譯成法文出版；一八六九年英國學者薩繆．比爾將之譯成英文出版；一八八六年又有詹姆斯．萊治第二種英文譯本出版。因此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之後，西方學者有不少人注意到了法顯大師對於中印文化交通史的貢獻。

若從與《佛國記》相關的中文及日文資料而言，有日人足立喜六的《法顯傳考證》，何健民及張小柳譯，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九年版；長澤和俊的《絲綢之路史研究》所收〈法顯之天竺求法行〉，鍾美珠譯，天津古籍出版社；日文原版長澤和俊的《法顯傳．宋雲行紀》，東京都平凡社一九七一年版；賀昌群的《古代西域交通與法顯印度巡禮》，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章巽的《法顯與法顯傳》，發表於一九八一年，收於《中華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出版；任繼愈、杜繼文、楊曾文等三人執筆的《中國佛教史》第二卷第三章第四節所寫〈法顯西行求法與佛國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釋東初法師的《中印佛教交通史》第五章第六節以及第十二章第五節，都是介紹並研討法顯的，台灣中華佛教文化館及中華大典編印會合作一九六八年版；吳玊貴的《佛國記釋譯》，台灣佛光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近世紀以來，討論法顯的文獻極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而且被廣泛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