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都是《寶藏論》所謂「濁辱」而生的「妄氣」，即是妄心；佛學中的「名色」，便是妄心與物質和合而成的胎兒之初形。妄心加色法，便是具體的人的心身世界。這種觀點，對於漢文化的中國人，原本是陌生的，所以要借用玄學。

佛學包容玄學、肯定玄學、運用玄學，拓展了玄學的廣度及深度，這是佛學對於漢文化的成全及拓展，而非否定及破壞。猶如王弼用玄學註老、莊、《周易》，也註《論語》，也是以另一種角度來看孔子思想，多少對儒家也有一些影響。同樣的，在《肇論》的〈般若無知論〉中，主張：「聖人虛其心而實其照，終日知而未嘗知也。」又謂：「般若可虛而照，真諦可亡而知，萬動可即而靜，聖應可無而為；斯則不知而知，不為而為矣。」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便以為：「宋明道學，謂聖人之心，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即用此等意思。」足徵僧肇的思想，也為儒家開出了復興的契機。至於僧肇所謂「聖人虛其心而實其照」，從表面看是用莊子之言「聖人之用心若鏡」的譬喻，其實是為表達《金剛般若經》所說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應無所住」是沒有妄想的執著，「而生其心」是有智慧的功能。後來宋明的新儒家，也常用聖人之心如明鏡的譬喻，殊不知這是經過佛學與莊子調和之後的新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