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中國的佛教界，沒有像日本那樣的宗派體制及組織結構，所以沒有計畫性的培育後繼人才，沒有以宗派的力量選派青年出國深造。也不容易結合教內各寺院來共同謀求生存與發展的辦學方案。所以日本有明治維新之後西歐式的各宗佛教大學，中國佛教徒們則在各自為政、自生自滅的狀態下，人人想做領袖，人人都不易成為時代佛教的偉大領袖，也都很難能為佛教開出可大可久的大局面來。

中國佛教界亟需人才，確極少有人全心全意培養人才。若干寺院的負責人，為了維持道場的門面，所以辦幾年佛學院；有的大德雖然真想辦好佛教教育，又苦於缺乏辦學經驗，也沒有遠大的方向感，所以多半的學院，若非由於經費短絀或人事變遷，就是因為受到內外的挫折和衝擊，辦了幾年便生退志而停辦了。少數寺院縱然很有毅力地辦著佛學院，他們的品質卻始終不容易提昇到一般大學以上的程度。

因此，我在日本讀完文學博士學位之後，沒有像早期日本留學歐洲的佛教學者們那樣好的運氣，他們所屬的各宗派已為他們準備好了現代化的教育環境。而我中國的佛教界，並沒有人為我準備一個可以貢獻所學的工作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