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有一位昔年上海靜安寺佛學院的同學幻生法師,形容我是考取了駕駛執照,卻沒有車子可開的人。我就發願,我要在無車的環境中,造車給人開、給人坐。我常勉勵自己:「急需要做,正要人做的事,我來吧!」我在山中掩關之後,會出國留學,是基於這樣的心願,學成之後又到了美國,也是基於這個心願,再從美國回到台灣主持佛學研究所,還是基於這個心願。
我在日本學到了治學的方法,呼吸到了現代教育及現代學術的新鮮空氣。我在美國,雖然是傳授中國的禪法,我卻藉此因緣,應邀訪問了美、歐兩洲六十多所大學,作了一百多場演講,見識到了世界最著名的各大學府校園環境、教育設施、學術風氣,尤其讓我結交了許多一流的學者,幫我打開了越來越寬廣的視野。這對於我們的中華佛學研究所的辦學內容,是很有用的。
所以我們每次召開的國際佛教學術會議,都能請到當今全球第一流的佛教學者,與會發表論文,也能從國外邀聘到頂尖的佛教學者,來所裡任教。這對於國內佛教教育水準及佛教學術風氣的進步、佛教地位的提昇、佛教人才的培養、佛教形象的改觀,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如諸位已經知道的那樣,我很感恩中華佛學研究所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