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山中國文化大學的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如果我們沒有那個過程,要我憑空創辦一座佛學研究所,根本沒有著力的起點。由於是設於大學的校園內,總還沾上了學府之名的光彩。先由該校創辦人張其昀先生聘我擔任哲學研究所的教授,再增聘我為佛研所所長,我授課的對象原先是哲研所博士及碩士班的研究生,當佛研所也招生之後,考生來源自然也是大學畢業的青年,哲研所和佛研所的同學也可以同堂上課,尤其教育部對於佛研所的研究生雖不授學位,確亦要求我們比照一般研究所的規格。這就使我們在教育環境及師生品質的條件方面,若和其他寺院辦的佛學院比較,先天上便佔了相當大的優勢。
我在出國留學之前,沒有護法信眾,一九七八年,我初回國接任所長之時,也不知向誰去化緣來支援我辦教育。一九八一年張創辦人鼓勵我招生,幸得華嚴蓮社的成一長老,屈就了副所長職,把他們蓮社的數十位信眾,和我所認識的若干位菩薩,組成了一個護法理事會,按月捐助佛研所的開支。一九八四年,由於張創辦人病臥不起,學校人事更動,即命本所停止招生,並且計畫結束。我為了佛教教育工作的延續,第二年便創辦了「中華佛學研究所」,在北投的農禪寺,繼續招考新生,上課則仍在陽明山校園。一九八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