卻極少提起他們曾是靜安佛學院的學僧，倒是我這個福薄如紙的人，常常告訴人家，他們是我的同學，尤其我在台灣的軍中，一待就是十年，幻生法師他們幾位年輕的法師，先後追隨慈航老法師，又親近印順導師，真是讓我自慚形穢地羨慕不已，也讚歎不已。

原因是一九四九年春天，當國共戰火，越來越近上海之際，幻生法師和他的師父守成法師以及幾位同學，都相繼離開上海，到了台灣，我則求援無門，連買一張船票逃難的錢也沒有，所以只好於當年的五月十五日從軍，十九日隨著部隊上船，二十二日也到了台灣。我在軍中期間，也曾在幾個場合見過幻生法師，例如在台北善導寺、北投居士林、汐止彌勒內院等處。我從軍中下來，再度出家之後，也在新竹福嚴精舍、屏東圓音精舍、竹北的麻布樹牌、竹山德山寺等處跟他相遇。每次見面總是淡淡地互問幾句「近來可好」？

使我最難忘懷的是一九七五年春天，當我在日本完成博士學位之後，曾經跟幻生法師通信，談到我要不要回台灣的問題。因為當時台灣佛教的僧俗二界，對於我完成了學位的看法，頗不一致，多半的僧界朋友是持觀望及懷疑的態度，甚至有人談論、有人批評，看我這個洋博士，到底能有什麼花樣？俗界的許多居士，則很熱心，盼望我回到台灣，給佛教帶來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