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了經懺的歷史背景，也提出了我對經懺佛事的展望和看法，現在已被收於《律制生活》一書之中。因此，有關這個問題，我不想在此重加論列。

不過，我想補充一點，我在那篇文章的第三節中，曾經假設地說了這樣的幾句話：「佛教這種『消災』與『薦亡』的佛事，非常可能是受了道教所謂『作法』的刺激，所以應運而生，以資抗衡道教，免得道教在這方面優勢獨佔。」這幾年來，從好些資料的蒐集中，證明我的假設，大致是正確的。我們知道，中國佛教的懺法儀軌，有史可考的是出於梁武帝的時代，那是一個道教盛行的時代，梁武帝本人，就是從道教進入佛教的，梁武帝對於道教的華陽真人陶弘景，有著相當的敬意。我們又知道，道教主要分為兩派：一是丹鼎，一是符籙，陶弘景就是屬於符籙派的兩大功臣之一，另外一個是寇謙之。凡是熟悉中國佛教史的人，都會知道三武滅佛的故事，其中北魏太武帝的滅佛運動，道士寇謙之，便是一個重要的人物。在寇謙之的重要發明中，有一部詭稱是受賜於太上老君的道書，叫作《雲中首誦新科誡》，一共二十卷。這一部書，對於符籙派的道教，非常有用，道教的齋醮等作法的科儀，就是根據這部道書來的。我們又知道，北魏太武帝的太平真君元年是西元四四〇年，梁武帝蕭衍的天監元年是西元五〇二年，梁武帝的時代，比寇謙之當令的時代晚了半個世紀出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