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卻尚沒有資格借用佛陀的話說：「若不說法度眾生，畢竟無能報恩者」，因我尚不知道能否學成一個夠條件說法度生的人。所以我只能做一個念念懷恩而又無以報恩的人。

我寫了這段日記之後，心情平靜了很多，故在十一月上旬，再回到文化館。

另一使我遺憾的事，是我負責編校的《人生》月刊，我的南下，便使《人生》停刊。我也萬萬想不到，一份發行了十三個年頭的雜誌，當它出了民國五十年（西元一九六一年）的十一及十二月的合刊之後，我就為它送了終，我自己成了這份刊物的「到頭編輯」！因此，我的離開，東老人是一千個不高興，但到最後臨走的前夕，我搭衣先在佛前及祖堂告了假，再向東老人告假時，他卻非常愉快，做了簡短的開示，並且賜我一疊鈔票。他老人家對我，畢竟是開明而又慈悲的。

第二天是十一月十二日，我提著簡單的衣單，再向東老人頂禮告假，他一直把我送到大門口，沒有說一句話，見我走遠了，我回頭看了幾次，他尚在門口站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