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趙樸初居士應該被稱為大陸佛教劫後重生的救星，所以在四年之前，日本的「佛教傳道協會」頒贈他「世界佛教傑出人物獎」。一九八九年我也曾被沈家楨居士向該會推薦過，結果沒有得獎，可見要獲得這項榮譽，也是相當的難。

趙樸初居士和我談了很多，告訴我一些大陸佛教的情況，並且對我在海外從事弘法活動及在臺灣努力於佛教教育，讚歎不已，沒有交際場合的敷衍客套，使得我們有賓至如歸之感。我的著作，他雖沒有逐本看過，但是收集得相當完全，所以一再的希望我能利用假期或抽出半年的時間，到大陸給他們佛學院的學僧上課。直到四月二十日的早晨，我們從山西的大同折回北京而要飛往蘭州之時，他還派了佛協的副秘書長蕭秉權、外事處長趙國忱，前來機場為我送行，並且再度提起趙樸初居士的期待，希望我訂出確切時間，回到大陸去授課。從這點看來，四月十一日那天，我在中國佛學院的演講內容，並沒有觸犯他們的禁忌。

在佛協和趙樸初居士見面之時，我即代表法鼓山送了他們一面法鼓山的小旗及鍍金的錦盤以作紀念，因為盤子中央刻著「護持正法」四字，對該會表示友誼和敬意，趙樸初居士看了之後，十分歡喜的說︰「這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以後還得做下去的共同責任。」

接著我們就被招呼著進入齋堂，開始晚宴。這時我們全體的團員都已到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