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她親近先師東老人的時間更久，並受東老人遺囑，指定為組成中華佛教文化館的董事之一，目前也是我們中華佛學研究所的董事。惠敏是智諭法師的剃度弟子，是中華佛學研究所的前身（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的第二屆研究生，當時他們同班的八位同學在三年內都很穩定，而且向學及向道的精神都非常旺盛，畢業之後有二位同學因此而出家為比丘，跟惠敏法師也不無關係。我擔任他們中觀與唯識的課程教授，涉及梵文、藏文、英文等參考文獻之處，多虧惠敏幫助我找參考資料，使我省力不少，同學們得力很多。當他去日本留學的六年時段之中，也非常關心本所的學風、課程、老師。同時也代本所不斷的購買日本佛教學界新版及再版的各種新書。當他今年完成最高學位之後，就被本所聘請擔任研究及教學的工作，除了教書之外，還擔任對於同學們的適時輔導。本所不希望是我國唯一的佛學研究所，但卻希望是能有持久性、將來性的高級佛教教育機構，配合時代環境的需要來培養各種專長的人才。而我自己年事越高，體力越衰，必須要有後起之秀來共同努力。

這次日本之行是希望通過我們訪問團中每一位成員的考察心得，將他們的所見、所聞、所思，匯集成為建設法鼓山的智慧，從軟體到硬體，從教育設施到建築工程，從教育理念到行政經驗，並且以寺院的佛教，發展成為全面教育的佛教，所以這趟的日本之行，不是觀光旅遊，而是天天上課，處處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