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好多位大陸學者如樓宇烈等教授的呼應並且讚歎我的觀點；接著我發表主題演說的任繼愈先生，本來準備好了一篇講稿「漢傳佛教與東方文化」，也沒有拿出來宣讀，並且說了一句：「聽完聖嚴法師的論文，使我難以為繼。」這當然是他的客氣話。

不過，在文革時代及其前後，大陸社會科學院一般研究佛教的學者，無一不是站在唯物史觀的立場，撻伐佛教，批判佛教，他們的龍頭就是任繼愈先生，他當年的好幾本著作我都看過，現在則不論是他的論文或口頭的報告，倒是同意我的觀點了。他對當年濫伐森林而造成現在的水災表示遺憾；對當年破除舊文化的風潮之中，不論好壞，一律否定，也表示錯誤；他不僅讚揚了佛經的翻譯及註釋，為中國文化發展出新的生命力，應善於繼承，同時也肯定了禪宗的獨創一格；亦認為宗教對於社會層面的功能，是在於淨化人心，故像這次學術研討會的責任，不是為了破壞，而是為了創造未來的新文化。他的這些話，使我非常動容，也相當感激，晚年的任先生，跟早年相比，幾乎判若二人，使我非常欽佩。

下午，分成兩組宣讀論文，我參加了第一組，也回應了李志夫、樓宇烈、楊曾文三位學者發表的論文。這次臺灣來的發表論文學者，連我在內共十位（如前舉）。大陸發表論文的學者，連任繼愈先生共二十二位，那就是楊曾文、王雷泉、樓宇烈、黃心川、韓廷杰、薛克翹、潘明桂、姚長壽、陳景富、魏道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