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這不是單方面的原因，過去達賴喇嘛對漢傳佛教，包括臺灣海峽兩岸，長期以來都沒有機會作深度的接觸。其次在漢傳系統的佛教徒們，也沒有想要做這樣的活動。因此，我有很多朋友們總認為這樣的對談就是辯論，就要分個你大我小、你高我低、誰輸誰贏，好像玄奘大師在那爛陀寺與中百論宗的大德舉行辯論會那樣；或是像漢藏佛教史上，在第八世紀末（西元七八〇年－七八二年之間），曾有一位大和尚到西藏弘傳頓悟的禪法，而被印度寂護的弟子蓮華戒，找著辯論一樣（可參考法鼓文化出版的《大乘二十二問之研究》）。事實上，今天這個時代，不需要存有這樣的顧慮；能有機會彼此尊重，互相欣賞，多一些交流溝通的機會，才能夠使得佛教，在世界上形成國際的統一性；才能夠使得整體的佛法，以大同小異的步伐走遍人間。

所以這一場對談是在兄弟相認的共識下進行的，也讓聽眾們分享到了一份非常崇高的兄弟之情。這一場對談的成功，與其說是佛法的弘揚，不如說是漢藏兩流的互融。特別是這一場對談的重點在於智慧，漸悟、頓悟，皆不能離開空慧的人間性及實用性，所以彼此都以空性的知見為準則，以致於讓媒體的記者們，在作新聞報導之時，說我們兩人彼此「只談智慧，不談其他，出招極高」。至於我們彼此談些什麼？有些什麼回答？《人生》雜誌一七九期有詳盡的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