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讓我有一個體認：若要用現代化的形式和觀念來弘揚佛法，就必須學習國外的研究態度和實踐精神，積極栽培大量佛教人才弘法度眾。這方面我們必須以日本的辦學方式為借鏡。於是，我就於一九六九年春天隻身負笈東瀛，希望有一天能落實這個理想。

在日本待了六年多，循序完成碩士和博士學位，真是要感謝觀世音菩薩的加被恩佑。留日前雖曾寫過幾本書，卻都不是什麼高深的學術研究，因為那時真正受到的正規教育只有小學四年，再加佛學院訓練，其他端賴自修。博士論文完成後第一件想到的事情，就是如何報答佛恩。本想回到臺灣提倡或主辦佛教教育，可是當時的客觀條件實在無法配合，連退而求其次教書都無法如願。所以只好暫時接受美國佛教會的邀請，去了紐約。就這樣又過了一年多，先師東初老人－中華佛教文化館的創始人圓寂了，我只得匆匆束裝返臺。

報答佛恩　篳路藍縷啟學林

中國文化學院創辦人張其昀先生得知我返國的消息後，很希望我能接辦文化學院的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因此委託潘維和院長和李志夫教授來邀聘我擔任所長。在沒有信徒基礎和經濟後援的況遇下，我接下了這個職務，並得到華嚴蓮社成一法師與幾十位信徒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