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走的時候就走了。因此，我不只一次地講：「我自己的法鼓山已經建好，你們大家的法鼓山，還要不要繼續建呢？」（編案：法鼓山代表的是提昇人品、建設淨土的理念和目標。）那時醫院檢查出我的腎臟功能很差，造血功能很低，紅血球不足，而白血球和血小板也都偏低。因此，首先要控制我的飲食，凡是對腎臟有負擔的飲食全都禁止。從此，我的飲食和大眾不同了，太鹹、太油，油炸、生冷、涼性及燥性食物全都禁食，只能吃溫和的食物；又因我的脾臟與腸胃不好，經常好像有感冒的樣子。

到了二〇〇二年，我在台、美兩地醫院檢查的結果，都發現我的腎臟已有狀況，至少要開始準備洗腎，血液及腫瘤科醫師則是懷疑我身上有癌細胞，卻無法找出確切位置，甚至也懷疑我的骨髓有問題。但是我自己覺得尚可，至少還能撐下去，並且也沒有發現癌細胞，而既然腎臟尚且能用，也就不去理會。當時我的腎臟排毒指數都還保持在平衡的狀態，甚且有段時間出現好轉現象，醫師也滿訝異的。

二〇〇五年三月，我於台大醫院進行例行檢查，結果仍如以往，並未出現異常。八月下旬，我赴台大醫院探望因膽結石入院手術的戒德老和尚，順便做了檢查。我猶記得腎臟科主治醫師蔡敦仁教授一見到我便說：「法師，您好久沒做檢查了，要趕快檢查。」我說四個月前才剛檢查過，但他仍堅持要我馬上做檢查。蔡教授是位佛教徒，他很關心我的身體狀況，擔心我一旦腎臟衰竭，排毒不足，隨時有生命危險，要我馬上再做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