瀰漫著危機意識的儒家學者之中，仍與韓退之的主張，先後呼應，懷著國粹主義的心理，促成了尊儒排佛思想的抬頭。

歐陽修（西元一〇〇七～一〇七二年），是北宋的大政治家，也是一位文豪，他讀了韓退之的文章，起了深深的共鳴，因作《本論》三篇，攻擊佛教，興隆儒學。在他編纂的《新唐書》及《新五代史》中，凡是有關佛教的記事，一律被他刪除，所以他是一位徹底的排佛論者。

明教大師契嵩（西元一〇〇六～一〇七二年），鑑於當時的儒家學者，推崇古文，尚慕韓退之的排佛論，竟然形成一時之風，因而自作〈原教〉及〈孝論〉等十餘篇，以明儒釋一貫之道。此後，見了歐陽修的《本論》，又著《輔教編》，力說儒釋二教的一致之點。歐陽修讀了此書，深悔前非，晚年皈依佛教，自號六一居士，誦持《華嚴經》，以迄於終。

宋儒從研究中國古典，便以儒家的精神，作為漢民族國家的政治理想，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及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等史書的編纂，均表露了宋代這一時代精神。同時，由於歷史學的研究和發達，也將歷代王朝的正統性以及君臣的名分，通過歷史的敘述，有了明確的觀念。故當金軍入寇，和靖康之變以後，北宋滅亡，行都遷到臨安，在江南成為南宋之時，仍舊期盼著捲土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