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明南宋人士的國家意識還是很強。朱子以大義名分論，主張君主的絕對性；而且，宋儒貼切到時事問題，把對經學的研究，以實踐的姿態表現出來。這正是宋儒以國粹主義的立場，對於佛教採取排斥態度的理由之一。然而，當時的佛教性格，已經中國化，已經成了中國人的宗教，並且活動在具有社會性的、相當廣闊的人群之中，於是，那些本來主張排斥的儒者們，後來也轉變過來，通過閱讀及交友的關係，知道了佛教，甚至做了佛教信徒，成為居士。周濂溪，嘗就廬山歸宗寺的佛印和東林寺的常聰，學習佛教；張橫渠，也由常聰之處，接受了佛教的啟示，而與程明道討論性理之說；程明道與程伊川兄弟兩人，或參禪，或研究《華嚴經》及《楞伽經》，雖然對其思想的影響，並不太多；被認為是宋學的大成者朱熹與佛教也有淵源，他私淑大慧宗杲，愛讀《大慧語錄》，他喜愛唐朝溈山靈祐的思想。

北宋張商英，為了答辯歐陽修的排佛論，著了《護法論》，主張儒佛道三教的宗旨是一致的，並無矛盾的存在。自北宋至南宋初的宰相李綱，作《三教論》，論述了三教一致的見地；南宋的孝宗皇帝，先向大慧宗杲學佛，退位之後，便對唐代韓退之的〈原道〉，作了《原道論》，為之反駁，提倡了儒佛道三教的調和之說。

總之，宋代的儒者，尊儒排佛，是在感情用事的心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