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是架構於漢民族高度的固有文化的基礎之上。由於如此，一種全然不同的文化之傳入與流佈，首先要在中國人的思想與信仰中找到共通之點作為媒介，那是很顯然的事。漢代雖是以確立儒教學術的時代，不過，在儒教之外，也有一派樂於隱逸生活並以老子為宗祖的道家，在民間，起源於不老長生及神仙方術的道教之流行，也不容否認。因此，到了後漢之世，神仙、方術、圖讖等之迷信，非常風行，將黃帝與老子神仙化的方士，因善行咒術而獲得世人的信仰。所以當外國沙門到達時，中國人一見到穿著奇裝異服，並對偶像（佛像）燒香禮拜，誦持著漢人所聽不懂的經文，舉行著宗教儀式，所給予中國的印象，不過也是方士之類；他們捨棄世俗的生活方式，與道家的隱逸之士相比，也沒有不自然的感覺。伴著這一印象，佛陀也被比作黃帝和老子來加以想像。

前面所講的楚王英的近側，就有方士，英自己是「誦黃老之微言」的人，同時也是崇佛的人，又有漢桓帝，奉祀黃帝、老子及佛陀，盛行宗教之事，因而在襄楷上諫的言詞中，也有「世間以老子入夷狄而為佛」的說法，均為值得注意的事。佛陀並不需要和黃老同時登場，此時則被視同黃老，佛教被視為中國原來的黃老之教，同一性格的傳說，別無其他，佛教首先被當作與黃老之教近似的東西，而被漢人社會之所容受。故在漢末的蒼梧太守牟子所作的《理惑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