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世高為安息國王子，父王去世，他便趁機出家，及長，學習阿毘曇並通禪經。在桓帝及靈帝（西元一六八～一八九年在位）時代來華，約二十年間，專心從事於經典的漢譯，譯出有《四諦經》、《轉法輪經》、《八正道經》、《安般守意經》等經典，達三十四部四十卷。這些都是小乘經典。安世高因避後漢末的騷亂，而至南方，據說寂於浙江會稽，細節則不得而知。

支婁迦讖則稍後於安世高而到中國，他出身於月氏，在桓帝之末，到達洛陽，於靈帝時代，譯出《道行般若經》、《般舟三昧經》、《首楞嚴經》、《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等，計十三部二十七卷。這些都屬於大乘經典。

以上二人，同於後漢末或西元第二世紀中葉，在帝都洛陽，個別譯出小乘及大乘經典，其原因是兩人出身地域所行佛教系統之不同。然而，將如此的經典提供給中國人的，是四聖諦、八正道、十二因緣等原始思想形態的小乘經典，以及具有顯著發達的教義思想之大乘經典，無非是容受了同為釋尊一人所說的教法而來。在當時也沒有對於大小二乘經典的成立，抱有疑問，也沒有考慮其間歷史發展的過程。由開始以來，已將流行於西域的大小二乘的經典，全部視為佛陀親口所說而被接受，中國佛教的特殊性，事實上即從此時開始。

再說中國民族接受佛教，是出於怎樣的態度呢？當佛教傳入中國的漢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