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也只限於被正統禪宗學者視為與禪宗相關者，始被錄入。其他曾與明末諸尊宿如雲棲祩宏（西元一五三五～一六一五年）、達觀真可（西元一五四三～一六〇三年）、憨山德清（西元一五四六～一六二三年）等人相關的僧俗弟子，均未列入，甚至與以上三人被後世並稱為明末四位大師之一的蕅益智旭（西元一五九九～一六五五年），在諸燈錄之中，竟未見其名字。可能後人將他視為淨土宗或天臺宗的派下，故意捨棄。另在《居士傳》內所列明末的諸居士中(註一三)，有十一位是以禪行為其修持法門的，然為諸燈錄所收者，僅得其中的一位(註一四)。足徵諸燈錄的編集者們，均把法脈系統的門戶守得很嚴。

事實上，禪宗的重視傳承，本來是為了防止濫冒，所以要由傳承明確的明師，給予勘驗及印可之後，始得成為正統正式的禪法的繼續傳授印證者。但是，經過南宋末期、元朝及明初，一度衰微之後的禪宗，能夠把握佛法命脈的真修真悟的禪者，便寥寥無幾(註一五)，往往是上一輩的禪者們，為了維繫禪宗寺院在形式上的世代相承，不致因了缺乏真正明眼人的接掌門戶，便趨於滅亡的厄運起見，對於尚未明眼的弟子，只要稍具才華，勉強能負起寺院的管理之責者，也就給予傳法的印可了。此種印可，被禪宗的門內人，評為「冬瓜印子」。也就是說，這種印可的證明，不是蓋上了皇家的玉璽，也不是蓋的金屬或石刻的正式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