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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傳教精神
十六世紀以來，大批西方的教士們，抱著探險家的精神，向非洲和亞洲等各地出發，深入每一個角落去宣傳他們由天國帶來的福音。那種不怕艱苦不懼困難的傳教精神，正是基督教的美德之一，也是自從「使徒」傳教以來的傳統美德。
可是很不幸的，文藝復興之前的基督教會，甚至要以迫害自然科學的發明者來維持《聖經》的威嚴，晚近以來，基督教的傳教士們，竟又要藉著自然科學的文明，達成他們傳教的目的。比如基督教在中國的第三期創始人利瑪竇就是藉著萬國輿圖、自鳴鐘、雅琴等作為禮物而覲見了明朝神宗皇帝。利瑪竇對於中國的最大貢獻之一，就是介紹科學。正如王治心先生所說：「明末清初之交，天主教士所以能取得朝廷的信任，而有公開傳道的機會，都是由於他們努力於科學和藝術的介紹。……那些教士不過欲用學術來做傳道的工具，想不到卻因此下了中西學術溝通的種籽。他們在介紹這些學術以外，並且親身幫助明、清兩朝鑄造鎗砲，這原是與基督教宗旨根本違反的，但是卻因此反而予基督教以良好的機會，不可謂非絕大的僥倖。」（《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一八九頁）羅如望與湯瑪諾二人曾為明熹宗對付滿洲勢力及白蓮教作亂而鑄造戰砲，湯若望與羅雅各曾為明毅宗製造大砲，南懷仁曾為清聖祖製造鐵砲。雖在他們的《聖經》裡說：「不可殺人，又說凡殺人的，難免受審判。」（〈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節）；「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五十二節）但是，這些教士們卻如此做了，也許在他們的理由是對的；只要目的是善，惡的手段也可變成為善，為使全中國的億萬人「得救」，協助中國的君主鑄大砲，當然也是可以同情的事了。同時，耶穌也曾如此說過：「人到我這裡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門徒。」（〈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六節）這是一種徹底否定自私「小我」的大醒覺了，為上帝的博愛，應當否定人間的私愛。耶穌又說：「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門徒。」（〈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七節）不過，這是教訓基督徒們犧牲自我的，至於能不能也將此一要求送給非基督徒，「上帝」應該知道！但我不忍相信那也是上帝意志的一部分，正如：「耶和華說：我要將所造的人和走獸，並昆蟲，以及空中的飛鳥，都從地上除滅。」（〈創世記〉第六章第七節）然而，基督教是最難研究的宗教，基督教的本質何在，甚至連耶穌自己也很難捉摸；耶穌一邊宣揚寬恕的愛，但在他的血液裡，同時也流著濃厚的不容忍異端的獨斷思想，比如他說：「除非經由我，沒有人能到父（上帝）那裡。」因此便說：「信子（耶穌）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著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約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六節）於是又說：「你們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約翰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四節）所以，基督徒以為「異教徒」是千該萬死的心理是不足為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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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方法與物質文明
實際上，近代的中國，能夠接觸到近代的物質文明的賜予，除了「感謝」西方列強帝國的兵艦大砲，也要「感謝」那些乘在砲彈頭上冒險飛來的傳教士們，他們甚至把西方的恩物，帶進了中國的每一個角落；遺憾的是中國的人民不太懂得上帝式的愛，所以，接受了教士們帶來的現代文明，卻沒有打內心起去領受神的洗禮。正像蔣夢麟先生所說的一段話：「傳教士們不顧艱難險阻，瘴癘瘟疫，甚至生命危險，遍歷窮鄉僻壤，去拯救不相信上帝的中國人的靈魂。他們足跡所至，隨身攜帶的煤油、洋布、鐘錶、肥皂等等也就到了內地。一般老百姓似乎對這些東西比對福音更感興趣。……傳教士原來的目的是傳佈耶穌基督的福音，結果卻無意中為洋貨開拓了市場。」（《西潮》中文本二六頁）
這對於基督教的傳教士們，是值得同情的，像他們那種為傳教而奉獻出一切的冒險精神，在晚近數百年來的中國佛教徒中，已不多見，所以我也極其敬佩他們。但是，他們無法達成預期的效果，難道說真是中國的人民與「博愛」的「福音」無緣嗎？或者是中國的人民野蠻落伍到連非洲的黑人還不如嗎？如果真做如此的推論，那你是錯到宇宙的邊緣去了！
那是說：中國跟非洲不一樣，中國已經有了五千年的屬於自己的文化背景，一切的思想、風俗、信仰，都已有了自己的一套，硬要將另外一種迥然不同的信仰，一下子注射進來，自然就會產生抗衡的作用。如果基督教的傳教士們，也能像佛教初傳中國時期的僧人一樣，設法瞭解中國文化，迎合中國文化，進而發展成了中國形態的宗教信仰，那就會受到中國人的歡迎了。然而，雖從明朝的利瑪竇開始，到民國的馬相伯先生，以及以前燕京大學的幾位神學教授，都曾注意到讚揚儒家，並承認基督教徒在中國必須中國化。可是，「中國化」三個字說來容易，做來是多麼的不容易！所謂「化」，必須要使兩股不同的文化產生化合的作用，使化合成為一股新的文化，正像隋唐時代的佛教，天臺、華嚴、禪宗，那才是真正的中國化的宗教。不知是基督教的本質中無能開出新的花朵呢？抑是基督教中沒有這麼一位偉大的人才？所以直到如今，若從唐太宗時傳來的景教算起，基督教在中國業已有了一千三百年的歷史，竟尚未見有一位基督教本位的思想家在中國出現。有些外國來的傳教士，僅以學會了中國方言，穿上了中國的長衫，其實那是中國化得何等的膚淺！像這樣膚淺的傳教士們，要想使得中國全部基督化，是否顯得幼稚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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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佛教工作的基督教士
同樣的，要想使得佛教轉變成為基督教，也必須先從根本的思想基礎下工夫；否則，僅僅引誘了幾個根本不知佛教內容為何物的佛教徒去投向基督教，那豈算是基督教征服了佛教？
的確，基督教在中國，總是做些皮相的工作，對中國佛教，也是做的皮相的工作。大約是二十多年前，有一位外國牧師，突然注意到了中國的和尚們，他要對這些和尚做些「牧」與「救」的工作了。首先，他來接近佛教，他住進了佛教大寺院，跟和尚們過著同樣的生活，上殿、過堂、出坡、參禪。中國的佛教徒，對於外國人的歡迎，正像所有的中國人一樣，並且把他當作居士，最低限度，他的樣子是敬仰佛教的。
誰知道，這位牧師是來「盜寶」的，當他看多了學多了的時候，他的「基督教叢林」，也在香港出現了，那就是「道風山」。他為此事，的確是挖空了心思，想盡了方法，以期投人所好，而收容之、改造之。道風山的由來，據佛教界的傳聞就是如此。（是否有誤，尚請龔牧師指教，因我沒有進過那一所「羊欄」）
只是那位牧師，僅僅收聽了中國舊式佛教之音的最末一個音符，他沒有學到佛教的精髓，所以，當大陸的叢林佛教接近瓦解之際，道風山的確收到了幾隻無知的「羊」。據說那幾隻「羊」也沒有全部安頓下來，有的見情形不對，早已闖「欄」而去，至於到今天，根本不再有和尚進去。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對時代的觀察上，根本是患了深度的近視，認為那樣的方式就是中國佛教的本質，其實，他們何嘗明白了佛教！
總算那位外國牧師的心血沒有白費，至少，今天已有一位龔天民接下了他的「一棒」，繼續向著佛教「進軍」。龔牧師是不是道風山「變性」教徒，我不知道，但從他們的文字中透露，他跟道風山的一派，有著很好的友誼，因為他「早歲在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培靈學院研究基督教」（《佛教學研究》吳恩溥序）。龔牧師是不是從小曾吃過「小和尚」的飯，我也不知道，但他是「出身佛教家庭，對佛教學夙具興趣」（同書吳恩溥序）。又說：「龔天民牧師，幼即潛心佛學」（同書吳明節序）。看來，龔牧師若非當過小和尚，倒是一位生來的佛學天才。我也慶幸佛教裡曾經有過這麼一位小天才，否則基督徒中能進佛教大學的，還有誰呢？但我確信，他雖出身於佛教，當他尚是佛教徒的時候，他對佛教學的內容，根本還一無所知，要不然他又何必再去日本的佛教大學裡做五年的「工作」之後，才能寫出一份「研究報告」──《佛教學研究》。同時，在他這冊長達近十萬字的「研究報告」中，除了翻譯、抄襲中日文著作之外，對於原本的大部頭佛典，連引用的能力都沒有。
龔天民來到臺灣之後的數年以來，寫了很多關於佛教的文章，出了好幾冊專門對付佛教的書；這當然是他的教會扶植他去讀佛教大學及大學院的目的，但他學的是一套，寫的則是另一套。《佛教學研究》乃是他此類著作的代表性的第一種，那裡面把佛教破壞歪曲得如何，到下一章中告訴你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