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掌握著廣大領土的唐朝，在其世界性的專制君主的國家政治的體制之下，應加以注目者，乃是對佛道二教的宗教行政之組織化。

唐朝，嚴禁新佛寺的建造，嚴守佛寺定數制的方針。隋代的佛寺，是以寺監統理眾僧，唐朝的佛寺則定出了稱為三綱之制的上座、寺主、都維那的職稱，由眾僧之中推舉產生之後，國家予以任命。

然在唐初之際，中央及地方的僧官制，尚在不振作的狀態之下，故於唐高祖武德初年（西元六一八年），起用十大德，來管理僧尼，這是從國家行政之急切整頓中產生的。到了唐中期，便漸漸地完成僧錄制度。唐憲宗時，任命端甫為左街僧錄，靈邃為右街僧錄，也就是在京城長安的佛教界，設立分為左右兩街的僧錄，以統理首都內的佛寺及僧尼。在這之前，唐都長安，盛行造寺起塔的功德事業，受命經辦這種事業的長官，稱為修功德使。代宗之時，第一任的內外功德使，是李元琮與李憲誠，他們兩人，都是不空三藏的在俗弟子。以一位統率首都長安禁衛軍的李元琮為京城寺觀功德使；又以另一位在宮廷享有權勢的宦官李憲誠為內功德使，以唐都長安作中心，指揮推展寺觀的修理營造，以及盛大的佛教法會儀禮的舉辦。這便是不空三藏宣說的禳災招福的國家佛教。然到德宗掌政之初，諸政為之一新之際，對於這種以掌軍務之人擔任功德使，